我带着一亩六分地、一张犁、一架耧、一头牛,加入了人民公社。当我把你从牛棚里牵出来时,院子里鞭炮齐鸣、锣鼓喧天。一群头戴着灰色仿军帽的半大孩子,在硝烟和纸屑中抢夺那些截了信子的鞭炮。莫言误把没截信的鞭炮抢在手里,一声响亮,虎口震裂,龇牙咧嘴,活该活该。我幼时被鞭炮炸破手指,爹用面糊为我治疗的情景蓦然涌上心头。我回头望了一眼爹,心中颇为不忍。爹坐在那堆铡碎的谷草里,眼前摆着那根弯曲的绳子。我忧心忡忡地说:
“爹,您千万要想开啊……”
爹对着我,厌烦地挥了两下手。我走进阳光中,把爹留在黑暗里。互助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,微笑着看了我一眼。她的脸上散发着“葵花”牌雪花膏的香气。合作把一朵同样大的纸花挂在半截牛角上。牛摆了一下头,纸花被甩落在地。合作夸张地尖叫一声:
“牛要抵人啦!”
她转身就跑,扑进我哥的怀里。我哥冷着脸将她推开,径直走到牛前,拍拍它的脑门,摸摸那根完好的角,又摸摸那根半截的角。
“牛啊,你走上光明大道了,”我哥说,“欢迎你!”
我看到牛眼里光芒一闪,似乎是火焰,但其实是泪花。我爹的牛,犹如被拔光了胡须的老虎,威风尽失,温顺如猫了。
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我哥的红卫兵组织,并在《红灯记》中扮演了王连举。每当李玉和义正词严地斥责我“你这个叛徒”时,我马上就会联想到爹对我的斥责。我越来越感到,我的入社,是对爹的背叛。我非常担心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,但爹没有悬梁也没有跳河,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,睡在了牛棚里。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,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。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,没有牛拉犁耕田,他就用镢头刨地。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,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。没有耧播种,他就用小镢刨出沟,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。从1967年至1981年,我爹那一亩六分地,像一枚眼中钉,如一根肉中刺,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。我爹的存在,既荒诞,又庄严;既令人可怜,又让人尊重。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,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,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。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,说:
“把我吊到大杏树上吧!”
金龙原以为依靠着我的人社和成功地排演了一台革命样板戏,就可以使西门屯成为全县的典型,而一旦西门屯成了全县的典型,他这个带头人就可以飞黄腾达。但事情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发展。先是他与我姐日夜企盼着的小常并没有乘坐着拖拉机前来指导排戏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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