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场关于矿难事故如何处理的会议最后不欢而散,但却让初入官场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。
姚援朝和刘文才这两个坎杖子乡的党政一把手明摆着是推卸责任,两个人一唱一和,就把这次矿难的责任都丢给我了,要我承担所谓“监管不力”的责任并处理善后事宜,其他几个乡干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,也没人帮我说话,我孤掌难鸣,这事就被定了下来。
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,我才刚从谢文媛的诬陷中解脱出来,又接了矿难这么一个烂摊子,但冷静下来,憋屈归憋屈,其实有一点姚援朝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,那就是无论如何辩解,安全生产责任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大名,矿难也是我去宝安金矿实地检查完工作后发生的,上级真追查下来,我难辞其咎,而且一旦处理不好,我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就毁了。
出了会议室,我先让赵连友马上联系乡派出所,跟他们一起带着几个乡干部去矿上封锁现场,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办公室。
这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,翻来覆去都在想这事该怎么办,直到天快亮的时候,迷迷糊糊的我被外面一阵锣鼓声和哭闹声惊醒,等我匆忙穿好衣服走出办公室(当时办公条件简陋,办公室里面放一张简易单人床就当睡觉的地方了),一眼就看见政府大院外面围了不少人,男女老少披麻戴孝哭闹不停,甚至还有在外面上香烧纸的,旁边没看到其他乡干部,只有门卫张大爷在维持秩序。
我顿时心里一沉,走上前去指着门外问,张大爷,这怎么回事?
张大爷愁眉苦脸,说都是矿上死了人的家属,这不是来乡政府讨说法了。
我又问他那怎么没看到乡长和书记,其他乡干部又干嘛去了?张大爷的脸色变了几变,然后告诉我说一大早乡长和书记就走了,他也不知道干嘛去了。
至于其他乡干部,张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,叹了一口气,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说,年轻人,碰上这事都是能躲就躲,谁还往跟前凑乎?
听张大爷这么一说,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气,偌大一个乡政府,这么大的事就让我一个人刚毕业的学生来处理,其他人能跑就跑能躲就躲,尤其是那个乡长刘文才,在会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,还有脸教育我说身为党的干部要勇于担当,敢于承担责任,结果事到临头跑得比兔子都快,真他么不是东西。
虽然心里这样想着,但是我不能在张大爷面前表现出来,我暗自攥了攥拳头,强行将这些怨气压了下去,与其有功夫在这里生闷气还不如想办法去把事情解决来得实在。
就在这个时候乡党委副书记王勇走了出来,看着我说了句跟我来,就走向了大门口,我还以为这是终于有人站出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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